朱云汉：加入中国和印度，很多西方比较政治理论都会被颠覆(3)

尤其在过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把国家角色不断压缩与丑化，把政府职能不断市场化与私有化，把“公共领域”不断限缩，让西方的代议民主体制愈来愈像一个空壳子，在这个空壳子架构下来设定比较政治的研究议程，必然让政治学者根本看不到在社会中真正起主宰与支配作用的权力构造。许多主流美国政治学者研究自己的政治体制就是隔靴搔痒，避重就轻，他们几乎完全忽视所谓“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现象，没有人去探究华尔街金融集团如何让美联储与财政部成为他们的政治俘虏；也几乎没有人去发掘美国的传媒集团以及垄断性网路平台如何灌输美国一般民众特定的世界观与意识形态，他们如何赤裸裸的介入与操弄美国政治。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这位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目睹美国政府用几兆美金的纳税人钱去拯救华尔街银行、投资机构与保险公司，却眼睁睁让数百万美国家庭因为陷入负资产陷阱而导致他们唯一的房子被银行强制拍卖，他不禁感叹道：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已偏离林肯总统所揭示的“民有、民治、民享”，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已经沉沦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of the 1%, by the 1% and for the 1%）”。
他的深刻批判本来可以激发无数多的严肃研究课题与精彩学术论文，但主流美国政治学者根本无动于衷，还是做他们那些花拳绣腿的精致数学模型与统计预测分析。美国主流政治学者研究本国政治体制是如此的画地自限，对于他们倡导的比较政治分析框架也就不要期待太高。

达沃斯论坛 图自美联社
第二，政治学者不能轻易地把主权国家视为一个高度自主性的社会单元，然后集中精力在国家范围内找寻解释源头与因果关系，这是西方主流比较政治学的巨大盲点。
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主权国家都高度受到全球垄断资本的支配，西方媒体与科技平台的操弄，以及美国霸权及西方前殖民宗主国的干预与主宰。如果我们把行使国家管辖权的政府与跨国企业都视为经济实体，把跨国企业的营收与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作为比较的基础，沃尔玛在全球的排名是第九位，只有八个国家的政府规模超过它。在前100大实体里，只有30个是政府，70个是跨国企业。在脸书、谷歌、亚马逊这些超级数字资本集团的眼中，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政治侏儒，根本没有能力来规范的他们商业模式。